题记：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前夕，我从一摞稿纸中找到了六年前过春节致孩子们年节礼的那篇文字。那是我进入知命之年辙在人生轨迹的一片心迹。谨此献给祖国母亲。
　　
　　我在数九寒天踏着山道思索，我面对计算机显示器屏幕的三维变形图琢磨，我敲击着现代键盘用电脑里的文字精心刻录：共和国一普通公民的家……
　　1946年，那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百余年的战乱之后，光明与黑暗作最后较量的年代，祖国母亲正处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剧烈阵痛之中。我出生后的第三年，新中国的上空划时代地飘扬着第一面五星红旗，也就从那时起，我开始记事。 

　　1950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夜里，我和姐姐茂兰、弟弟培儒在屋角的火塘边嬉戏，母亲用小木叉子将大把大把的柴火塞进靠壁的大灶里煮猪食，中锅和小锅里还做着年糕和灰菜（魔芋羹）。这时从门外传来了父亲那熟悉的脚步声和吆喝声，我们姐弟仨高兴地嚷着，上前紧紧围住刚跨进门的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只见满脸堆笑的爹肩上挂着一把大刀，刀把上还系着红绸穗子。我们高兴个没完，不知问些什么好。爹把刀挂在火房屋转角柱的铁钉上对我们说：“这是打土豪分田地用的。”然后走近母亲又低声地说：“现在是共产党坐天下了，‘朱、毛’管事，说是以后要吃大锅饭。”说罢会心地笑了。我当时并没把父亲的话当回事，后来才明白那是我最早记忆中的国家大事。那以后，我们常看到屋前地边的土路上频繁地过往着一队队用刀枪武装起来的男女青年，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从大人们的相互传言中，我们听到了许多新鲜事：恶霸地主被人民政府敲了脑袋，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比我们大几岁的穷孩子们上了学堂，等等。在村头院落，一群群扎着红腰带染着红脸蛋的少男少女，有节奏地挥舞着用青筱干儿串着古铜钱制成的“钱架子”和红丝带，唱着新歌庆解放。金灿灿的时光为苦难的岁月画上了句号。
　　家，生我养我的家，就在这个充满和平阳光的国度成长和演变。
　　乡下老家住在本县云昙乡木顶寨村半山腰的桅杆坪，那是两套土木结构的小三合院，房子坐西向东，正屋前有一大一小两个天井。从小天井石级而下的草坪里竖立着两根桅杆，笔直的石柱顶端撑起比锅盖还大得多的正方形石斗，活似两颗硕大的钢印对天施令。院子里念过一肚子古书的阶祥爹常对我们讲，在陈氏高曾祖那一代人中，这里出过一个武举人，武功盖世，闻名遐迩，这桅杆和小天井两侧的石狮，就是因了武举人的光宗耀祖所建。老人们以后还多次在孩子们面前提及那些陈年往事。从长辈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多么企盼后辈人中能再出个“举人”啊。我父亲登祥公是个忠厚朴实的农民，自幼从山梁那边狮子岩过继到桅杆坪作养子，于是我们就有了两个祖父祖母。当我们这一代人出世的时候，山这边的祖父仔吉和祖母徐氏、向氏早已过世，见到的是山梁那边的祖父喜吉和祖母王氏。
　　
　　（一）
　　
　　我发蒙读书的第二年，即1956年，因姐姐和弟弟先后上学，又有了妹妹桂兰，父母里外忙活顾不上照料孩子，只好把我送到山那边爷爷婆婆（方言，婆婆即奶奶）家寄读。他们是三口之家，两位六旬老人和年已二十六七岁的二爹尧祥，做着屋后的三亩多地，养些家禽家畜，植些果木，虽不殷实，但农家小日子也还能过。我每天提着装书的小竹篮从屋侧竹林边的石梯拾级而下，同隔房的二姐兰儒一道去两华里以外的杨家岭学堂读书。放学时，爷爷或婆婆常在梯口等着我。记得那被称作“大梯子”的一段路又高又陡，上坡时感觉十分漫长。40多年后，为给过世的父亲撰写碑文，我又经过这段路上山去祖茔碑林抄记，乍感昔日的大梯子变得那样惊人的矮小。岁月在无声无息地改变着人和大自然的面貌。
　　在一个家庭，老人们对子孙的溺爱是无法言状的。我在狮子岩爷爷婆婆家度过了一年半时间，他们常把一家人的爱都倾注于我。春夏时节的鲜桃鲜梨，秋天的红枣，冬天的干果，刚摘下的和收藏的，都是为着我和尚存孩子气的二爹。二爹尧祥初识字，他见我从学校带回的新书，便夸口说：“你们现在念这书哪有我过去念的书大！”于是我扭着他要看大书，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才拿出一本破旧发黄的线装书《人之初》，并说还有《大学》、《论语》什么的，其实我早已在有老夫子之称的阶祥爹那里见过这些书了。当我躺在小桌前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偶尔也看到二爹在吃饭的大桌子上练练毛笔字。记忆中他很少下地干活，主要靠爷爷在农业合作社的互助组里换工忙种忙收。在这个家里，二爹和我享受着同等殊遇，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在家里人开席吃饭之前，总是抢先端起桌上的一大碗菜汤喝上几口，每当婆婆见我不高兴的时候，老将筷子在空中扬扬。我到祖父祖母家寄住的时候，二爹已结婚几年了，但不见二娘住在家里，后来婚姻离异了。儿子再娶的事成了老人们的一块心病。到了晚上，爷爷婆婆总是喜欢搂着我睡觉，偶尔也跟二爹睡在大木仓背后的小木屋里。记得有一次我深夜尿床，那是冬天，二爹忙赶掀开被子，提着我拴在腰上的裤带，用手在我的屁股上啪啪击了两掌，并说我长大也是一包“瓜子筋”。二爹还有一个使人难忘的绝活，就是用一只嘴角出风朝火塘吹火比吹火筒的风力还大。家里每逢春耕秋收大忙时节或过年过节，婆婆就会打开木仓取出一方腊肉放在火拦石上，然后从火塘里夹些烧得鲜红的木炭放在肉的背面，这时二爹便使劲地发挥他嘴角吹火的功力，烧得满屋溢香，惹人嘴馋。到了插秧季节，屋后的长田可热闹了，我最感兴趣的是一群小伙子把裤腿挽得高高的，用穿了底的竹背篮趁田里刚耕耙后的浑水筐鱼，他们把筐得的鱼扔向田埂，妇女和孩子们便一窝蜂地抢着擒那些离水后乱蹦乱跳的活鱼，弄得满身泥水，笑作一团，自然也少不了我二爹的吆喝声。
　　在祖父祖母家生活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心，但我还是常惦记着自己的家，睡梦里总会出现父母、姐弟和妹妹的身影。一次，爹和娘领着一帮邻居到山梁这边来耕种土改时分得的几块地，太阳落山收了工，吃罢晚饭，爹在自己出生地的院坝里和父母拉家常，院子里的叔伯婶娘们也围在一起闲谈，我和年龄相当的孩子们靠着木凳翻跟斗，同久别的爹娘在一起我特别高兴，心想我该和他们回一趟家了，哪知趁我玩得正乐的时候，爹和娘走了。我知道后死活不依，哭着闹着在地上翻滚，爷爷婆婆和院子里的大婆大娘都抱着我用好话诳着哄着，直到深夜我还躺在婆婆怀里抽泣。
　　岁月无情，病魔夺爱。1957年秋天，一向爱我疼我的祖母与世长辞，我幼小的心灵因失去第一个亲人而受到创伤，从此我又回到了桅杆坪自己的家。那以后，由于没了婆婆，狮子岩的家显得冷清多了。爷爷看家，也做些轻活，二爹参加集体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饮食起居均改变了先前的模样。只是爷爷对子孙的溺爱没有变，每到果子成熟的季节，他就扛着布袋翻过山梁在屋后呼喊着我和弟弟的乳名。夏天，我们吃着爷爷亲手培植的接梨，冬天又送来核桃、板栗和黄柿子。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爷爷把家搬到桅杆坪同我们一起居住过，但饱经风霜的老人终于没有熬过灾荒年，1960年春，爷爷在饥馑中随婆婆而去。他的灵柩安放在狮子岩屋后的菜地里，当时已无力将他送上坟园湾祖茔与婆婆合葬。二爹尧祥过了一段时间的孤身生活又结过两次婚，但后来先后离异，终未成家。他在一次出门帮忙抬木料时砸断了一只腿，晚年瘸着腿走路。1983年，我在县城接到二爹去世的消息时，悲泣中感到怅然，心想年仅五十五岁的汉子就这样结束了他凄苦的一生。下葬的那天，我和弟弟培儒进里屋转了一圈，空荡荡的，一口石缸里装着余剩的谷物，还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木制家用具。在那以后的岁月里，逢年过节，我们到山那边给祖父祖母祭坟的时候，忘不了在离爷爷坟墓约十公尺远的二爹坟前拜谒。二爹去世后的房产已转卖给同院的堂弟。这个家从此消失了。